我没想到事情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也搞不清楚究竟是Rona给我的筹码，还是我自己说的那番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管怎么说，我跟他，两方面都做了些不上台面的事情，不过，总算还能留下些面子，做一起养孩子的“朋友”。
二零零六年十月中旬，我们分别在分居协议上签字，之后呈交法庭。正式开始分居的日子回溯到九月十六日。那个时候，我刚刚过了二十六岁的生日，有一个刚满百日的漂亮宝宝，一段失败的婚姻，和一些写在法律文书上面尚未落实的财产。认真算起来，我们结婚不过七个月零十二天而已，长短恰好跟Cheryl-Ann的那一段相似，却要花上一年的时间分居，然后才能离婚，实在是很讽刺。
在牵涉到外国人的离婚案件里面，监护权和长期居留权就像是蛋和鸡的关系，怕只怕州法院和联邦政府移民局谁都不愿意先出手给你那只孵得出鸡的蛋，或者会下蛋的鸡。而一旦搞定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就不成问题了。
Lyle在监护权的问题上退让了一步，也使得我可以留在美国看着Caresse长大。但是，我还是不能随便带Caresse去其他地方，即使出州境也要经享有共同监护权的另一方允许，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我就像是被禁锢在纽约，没什么可能去其他地方生活了。不过，我鼓励自己往积极的方面想，好让自己相信即使是在纽约，我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而新生活的第一步莫过于找一份新工作了。
我动手写了简历，给久未联系的朋友和旧同事打电话，约人家吃饭，探探就业行情，打听合适的机会。好笑的是，他们或者她们，不论男女，似乎对我突然结婚又闪电般离婚的经历更感兴趣。故事说出来，有人同情，有人感叹，也有人打趣。
“Richhusband，followedbyrichdivorce.It’snottoobad.”一个法学院的女同学这样说，不知道算是安慰呢，还是真心羡慕。
我并没有太在意他们的反应，过后想起来，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同了。如果换在从前，我绝不会允许自己考砸任何一场考试，做坏任何一件小事，我总是以为一旦砸了，肯定没办法在熟人面前抬起头来，非得跑到无人岛上躲很长时间，直到所有人都忘记我这个人不可。但是现在，我搞砸了最大的一件事，反倒无所谓了。
我不像从前那样简单、完美、锋芒毕露了。我的简历上有整整一年尴尬的空白，身边有个才几个月大的小孩子要照顾，租房子的时候婚姻状况栏里填的叫人难堪的“Separated”，我身体也不如从前好了，换季的时候总会感冒，每个礼拜都要到精神医生那里报到，记性也差了，小腹上还有条十三厘米长的刀疤。然而，改变似乎总是一瞬间的事情。以上种种从前想都不敢想的缺憾，突然之间，我都可以很坦然说起。我甚至觉得自己变得更好了。
曾几何时，我总希望能跟所有不完美的人和事绝缘。对自己要求颇高，对别人更甚。人品差的，懒惰不上进的统统走远，私地下还歧视长得难看、有残疾、或是时运不济的人。而在所有这一切经历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会走路的不沾锅一样蠢。同时惊讶地发现，事实上，正是这些不幸、缺点、加上偶尔的软弱和懒惰，让你看起来更加亲切而真实，让原本陌生的人和人互相需要，越走越近。
Rona、Nick和其他几个朋友推荐了一些职位给我。不和Caresse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曼哈顿四处奔走，在办公室、餐厅或是咖啡馆里和不同的人见面，握手，一遍又一遍地介绍自己，回答问题，不厌其烦的解释为什么会辞职，又为什么有一年时间没出来工作。一个月下来，我一无所获，有时是人家看不上我，有时是我觉得工作不适合。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在找工作，也在找一种生活方式，那种让我可以为自己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又有时间陪伴Caresse长大的生活。我想要做的比“妈妈”更多，我想要成为她的朋友、伙伴，甚至，有一天，做她的楷模。
十月底的一天，我到第六大道和第四十五街交界处的一间咨询公司面试，接待我的男人头衔是高级经理。他的名字我早已经忘记，但却始终记得自我介绍之后，留在他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生孩子生昏了头的女人”。那天晚上，Nick约了我吃饭，一杯清酒之后，我把那个家伙的臭德行狠骂了一顿。
他听着，很突然地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掌温暖宽厚，难以置信，让我一时间走神。我看着他，不知道他会说什么做什么。结果，他只是晃晃我的手，笑笑的说：“你握手的时候应该更有力一点，注意手腕的部分。”
于是，我们练了几次握手。
不知道是不是新学到的握手技巧的作用，或者就像Rona提醒我的：“外表意味着一切。”又两个星期过去，我拿到一份不错的offer，在一间银行的合规部门，办公地点在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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