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加剧了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对日作战的危机感。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1933年赴欧洲考察，他特地造访意大利，为密切两国关系搭桥。张学良在意大利期间，墨索里尼亲自为这位来自中国的贵宾接连举行了四次盛大的宴会，而且每次都与这位年轻的“东北王”进行长谈。墨索里尼希望获得来自中国的稀有矿产，并顺带在东方获得一个喜欢意大利的“小兄弟”，这显然有助于意大利既定的“削弱英国”的国策。值得一提的是，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本是张学良的旧识，在此时也对父亲的决策极力怂恿。
1930年，埃达曾独自前往中国旅游，在北平得到时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的热情接待，在多次盛大的舞会上，号称“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学良风流倜傥，令埃达情有所属。期间少帅还违反北平禁飞令，安排了一次充满浪漫的空中之旅。据说当日万里无云，日暖风恬。少帅换穿帅气的飞行服与埃达登上一架波音飞机。这是当年北平机场唯一的一架新式飞机。当少帅驾驶飞机钻出云层，蜿蜒曲折、气势雄伟的长城和红墙黄瓦的故宫出现在眼前时，坐在副驾驶座的埃达情不自禁的欢呼雀跃……
可以预见，此事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果然一时间舆论哗然。有人点到即止的说：“张副司令为讨女人欢心，无视规定，无视肩上责任。”还有人义愤填膺的说：“风花雪月，都到天上去了（你咋不上天呢？少帅：我刚下来啊）！”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更是震怒不已，拍案叱骂：“胡闹！简直是胡闹，这个汉卿，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人和）事！”第一夫人宋美龄为此还特意从南京城给北平的少帅打电话询问此事。此时，张学良才感到这事做得有些过火了。之后少帅开始回避埃达，埃达几次邀请他出游，均被少帅以公务繁忙为由婉拒了。
据说，张学良在晚年的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埃达：“我跟墨索里尼小姐，我俩是好朋友……那时，我正是北方负责人，她到北平来，我招呼她、招待她，就这样认识的。我陪她出去玩玩，到处看看，吃吃饭，就这样。当时没其他特殊关系，我也没想到她会喜欢上我。”
除了几张少帅和埃达当时的合影，时过境迁许多两人相处的细节早已无从考证。
但在二战剧情融合时空，眼前这位埃达·墨索里尼显然对远东的美好经历充满了怀念。尤其是枕边人对自己越来越冷淡，这种怀念就越强烈。
“去中国取景……”凯蒂夫人正考虑其中的可行性：“我听说自战争爆发以来，远东大国的大半国土都已沦丧。”
1943年的远东，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内战。用一句话形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甚至受所谓“曲线救国”口号的影响，出现了大批“国军”整建制的投敌附逆，摇身一变成为伪军。比如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第24集团军总司令兼40军军长庞炳勋、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新编第4师师长吴化文、山东地方武装荣子恒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叛变投敌，遂使伪军整体数量激增。甚至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总兵力。
在1943年9月间，八路军加新四军的总兵力仅为47万余人，且装备低劣弹药匮乏，更不掌握举国战争资源，而仅仅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就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10.6倍。讲道理，国军既然拥有500余万的庞大武装，且掌握着国内国外军工、经济和粮食等绝大部分战争资源，同时接收了几乎全部的国际援助，是不是也应该当仁不让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绝对主力。
然而。冰冷的数字告诉后人，国民政府根本没有承担保家卫国应尽的责任。以正面抗日主战场华中地区为例，日寇第11军的20余万人，面对的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30万兵力）、第六战区（40余万兵力）、第九战区（40万兵力）共计110万大军，就算按所谓的素质差距“五比一（再思我汉武大帝时一汉当五胡，近代百年积弱乾坤倒转，可悲可叹）”，这三大战区对20余万日军仍然有一定的兵力优势。可惜三大战区却从来没有主动出击、光复任何一座重要城市。甚至能击退日军对局部的扫荡，就当成“大捷”上报。比如长沙、鄂西、常德，全部都是被动应战，而非主动求战。
说起来简直是笑话，国民政府坐拥110万大军，居然还被20几万日军掌握着战场主动权，岂非咄咄怪事？
事实上，在好莱坞电影《龙种》上映的1944年，蒋委员长打了个大败仗。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50-60余万，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其中豫中会战37天失38城，在援华飞虎队已经夺取制空权的情况下，国军的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硬是被日本陆军占领，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万国民陷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国军在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输的连收复南京的力气都没有也就算了，还直接导致了外蒙古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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