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九年底至乾隆五十年三月，煌煌中原之疆血光四起。一月份即南阳之后河南洛阳、陈州、开封、归德等地相继出现禁书，中原大地动荡不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邻的安徽、陕西、山西、山东、甚至是直隶都出现了大量的告密者，而查经之后多半属实，旬月之间北方士林人人自危。
及至二月，两江、两湖、闽浙、两广诸省也频繁爆出禁书案；未至三月，四川、甘肃二省也陷入动荡；一时间整个士林掀起了漫天的腥风血雨。
或是贫贱书生，或是富甲一方，只要牵连进去一经着实那就是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甚至不少早已烧毁书籍的士林之家也难逃一劫。
经历了乾隆皇帝的“铁血手段”后，各地上至督抚下至县令，是无一人敢轻言手软，只要查实了就按律定刑，甚至连刑部都不用报例，直接拉出去行刑了。
整个国家，北六省，南八省，全是一片动荡，毕竟被杀的多是学识之人，而这些人在地方上又多是颇有名望的。在中国，读书人永远是联系地方的最佳人选。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无论是地方督抚还是朝廷重臣，抑或是乾隆老儿都已经意识到自己入了个“大局”。统治全国的自己却成了成了别人手中的刀子，还是一把剜自己肉的刀子，这让乾隆很恼火，偏偏布局之人遥遥无踪，这更让乾隆抓狂。但是这刀子依然要扎下去，自己再肉疼也要忍过这阵剧痛。
乾隆不发话，这已经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此一来各省督抚大员就彻底放弃了“挽救”，按着朝廷的惯例硬着头皮走下去了。
对于乾隆而言，他很明白几个月来收监处斩的人中会有很多被冤枉者，可相比于满清的统治而言，这些人杀之不足惜。
朝中的大臣们，地方的督抚们心里也是亮堂堂的，可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劝进之言，更不敢在案子上手软半分，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
雍正年间第一*大案——年羹尧案中，年羹尧的心腹幕僚汪景祺不禁自身惨死，而且被雍正下令挖去了头骨悬挂于菜市口，手段可谓残忍至极。
乾隆即位之初，为了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
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
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真他妈的恶心）
可他们这些上表称颂的文人墨客，又怎么料到自己称赞的“明君”，从即位的十六年起到翘辩子，五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多大一百三十余案，可谓发展到了顶峰。
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发于“伪孙嘉淦奏稿”案。此案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轰动全国。各省查拿的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人犯较少的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单单是涉案人员，还没算他们的家人）。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这是何等手段，下及百姓，上至督抚，仅仅是一封假奏折而已。
王锡侯的《字贯》案更是可笑，乾隆三十四年（1969年），他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学者查此遣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字犹散钱”，他便想出“以义贯字”的方法，把音或义相同的字，汇萃一处，编写出了一部名《字贯》的新书。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共四十卷。由于《字贯》通俗易懂，便于查找，如以“风”为目，后则列风貌、暴风、大风、小风、热风、和风、低风、风声之类，因而在它未正式脱稿时，就得到不少人的赞赏。在友人的赞助下，《字贯》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贯》出版后的第三年，王锡候的仇家王泷南仅据《字贯》自序中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上书江西巡抚海成，指控王锡候诋毁册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举人，以便审拟。
海成接到王泷南的状纸后，立即奏朝乾隆。乾隆看了海成的奏折，首先确认了“妄行著书立说”，便批交大学士去处理。后来乾隆翻阅了《字贯》发现在凡例中将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讳开列，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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