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书
许显纯怕了，他怕汪文言的诅咒，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杀死汪文言。死后对质还在其次，如果让他活着对质，下一步计划将无法进行。天启五年（1625）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始终没有屈服。
同月，魏忠贤的第二步计划开始，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受贿，而行贿者是已经被处决的熊廷弼。
受贿的证据自然是汪文言的那份所谓口供，在这份无耻的文书中，杨涟被认定受贿两万两，左光斗等人也人人有份。
审讯开始了，作为最主要的对象，杨涟被首先提审。
许显纯拿出了那份伪造的证词，问：“熊廷弼是如何行贿的？”
杨涟答：“辽阳失陷前，我就曾上疏弹劾此人，他战败后，我怎会帮他出狱？文书尚在可以对质。”
许显纯无语。
很明显，许锦衣卫背地耍阴招有水平，当面胡扯还差点儿，既然无法在沉默中发言，只能在沉默中变态：
“用刑！”下面是杨涟的反应：“用什么刑？有死而已！”
许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供词。于是许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涟体无完肤，史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
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
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涟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疏》。在这封文书中，杨涟没有无助的抱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他说：“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
昏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
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
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许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
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魏忠贤很清楚，杨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且不可走漏风声。许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涟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杨涟的冤屈和所受的酷刑将永无人知晓。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涟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对于这一点，杨涟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于是，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杨涟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两千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
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为保证杨涟死得不清不楚，许显纯加派人手，经常检查杨涟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许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于是，杨涟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
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涟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
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已别无选择。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看守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结局。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此后被埋在牢房的墙角下，杨涟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启五年（1625）七月，许显纯开始了谋杀。不能留下证据，所以不能刀砍，不能剑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于是许显纯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所有的肋骨。然而，杨涟没有死。
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所谓布袋压身，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找到一只布袋，里面装满土，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当年曾经蹲过黑牢），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品质有保障。
然而，杨涟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拍土又站起来。
口供问不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许显纯快疯了。
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涟的耳朵。
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铁钉入耳的杨涟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涟，他的神智开始模糊。
杨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
此时的杨涟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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