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
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
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
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他写完这封奏疏后，并没有遵守程序把它送到内阁，而是随身携带，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因为在这一天，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那时，杨涟将拿出这封奏疏，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
在清晨的薄雾中，杨涟怀揣着奏疏，前去上朝，此时除极个别人外，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他即将要做的事。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却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皇帝下令，今天不办公（免朝）。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杨涟明白，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只能明天再来了。
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杨涟走到了会极门，按照惯例，将这封奏疏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杨涟已然确定，不久之后，这份奏疏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
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杨涟是一个做事认真谨慎的人，他知道，虽然此事知情者很少，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万一事情曝光，以魏公公的品行，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能再等了，不管魏忠贤何时看到，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都不能再等了。第一个办法失败了，杨涟没能绕开魏忠贤，直接上疏。事实上，这封奏疏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魏忠贤知道这封奏疏是告他的，但不知是怎么告的，因为他不识字。所以，他找人读给他听。但当这位无恶不作、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时，便打断了朗读，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魏忠贤害怕了，这位不可一世、手握大权的魏公公，竟然害怕了。
据史料的记载，此时的魏公公面无人色，两手不由自主地颤抖，并且半天沉默不语。
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涟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现在他掌握了内阁，掌握了六部，甚至还掌握了特务，他一度以为，天下再无敌手。
但当杨涟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明白，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身无长物，他却依然畏惧这个人，深入骨髓地畏惧。
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这封奏疏传到皇帝的手中！
奏疏倒还好说，魏公公一句话，说压就压了，反正皇帝也不管，但问题是，杨涟是左副都御史，朝廷高级官员，只要皇帝上朝，他就能够见到皇帝，揭露所有一切。怎么办呢？魏忠贤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不让皇帝上朝。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皇帝都没有上朝。但这个办法实在有点儿蠢，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年轻人，到第四天，就不干了，偏要去上朝。魏忠贤头疼不已，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不让他去又不行，迫于无奈，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到大殿转了一圈，权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此外，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不允许任何人发言。总之，他的对策是，先避风头，把这件事压下去，以后再跟杨涟算账。
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且目睹了那场滑稽游行的杨涟并不吃惊，事情的发展，早在他意料之中。
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被迫送出那份奏疏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
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涟的奏疏，但让他惊奇的是，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没过几天，朝廷上下，除了皇帝没看过，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还有个把缺心眼的，把词编成了歌，四处去唱，搞得魏公公没脸出门。
杨涟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并在短短几天之内，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比如当时国子监里的几百号人，看到这封奏疏后，欢呼雀跃，连书都不读了，每天就抄这份二十四大罪，抄到手软，并广泛散发。吃过魏公公苦头的劳苦大众自不用说，大家一拥而上，反复传抄，当众朗诵，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据说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
左光斗是少数几个事先知情的人之一，此时自然不甘人后，联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疏，斥责魏忠贤，甚至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也来凑了把热闹。于是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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