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
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就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就实力而言，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此消彼长，什么京察、偷信，全往死里整。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能整死谁。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了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事实上，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能摸清他的底。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对于此人的描述都是只言片语，应该说，这是个奇怪的现象。
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介绍如此之少，是很不正常的，但从某个角度讲，又是很正常的。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
汪文言，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
汪布衣小时候的情况如何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
事实上，明代的公务员，并非都是政府官员，它分为两种：官与吏。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海瑞），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局长。可问题在于，明朝的官员编制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长）、县丞（县办公室主任）几个人而已。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谕（教育局长）、驿丞（县招待所所长），大都由举人担任，人数也不多。在一个县里，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然而，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就叫吏。
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国家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
虽然国家不管，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比如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
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
一般说来，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而吏大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
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
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
就这样，汪文言的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既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
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玉立，时任刑部员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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