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账，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吴惟忠，三千七百人。杨元，三千人。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拨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从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儿，印象不好，那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休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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