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
戚继光终于功成名就了，因为在台州大捷中的优异表现，他升任都指挥使，从此，他开始被称为民族英雄，抗倭名将。但在这一切光辉的背后，是另一个戚继光——一个善于搞关系、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的人。
在无数史书中，戚继光是英勇无畏的化身，他能谋善断，所向无敌，这一切都是事实，但他也有着另一面，比如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去拜码头，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一通，然后再认同族找祖宗，大家就算是兄弟了，但是依照他的工资，绝不可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花销。所以结论就是：戚继光是一个既收礼又行贿的人。
在少年时代，每天环绕在戚继光耳边的，是父亲的教诲，教诲他一定要为人清正，不能搞歪门邪道，戚继光曾坚信并坚持过这些教导，他相信父亲是不会错的。
然而从他十八岁到山东上任时起，他就发现自己错了，虽然他清正廉洁，虽然他刚正不阿，但这一切毫无用处，没有人理会他，也没有人帮助他，他的理想和信念或许很高尚，却根本无法实现。
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无疑是俞大猷的被迫离去。
对俞大猷而言，岑港之战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和戚继光一样，他也开始了演练新军，并很快就锻造出一支极有战斗力的军队，此即所谓“俞家军”，而他的阵法也十分奇特，分别叫做三叠阵和夺前蛟阵，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你只要知道这两个阵型很牛就行了。
军队有了，阵法也有了，俞大猷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个机会，因为和之前一样，他再一次遇到了莫名其妙的事情，而这一次的主角是胡宗宪。
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胡宗宪接到了这样一个通报，说有群倭寇在浙江沿海游荡，请示如何处理。
胡宗宪想了一下，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不要管他们，别让这些人靠岸就行。”
两个月后，他接到消息，都察院监察御史李瑚告了他一状，罪名是纵敌逃窜，以邻为壑。
这也真是流年不利，胡宗宪没有想到，那帮倭寇是来干抢劫的，不去东家就去西家，胡总督不接待，他们就跑到了福建，大抢了一把。
福建巡抚气得鼻子都歪了，暴跳如雷，一定要找胡宗宪算账，于是便把官司打到了皇帝那里，要求追究胡宗宪的责任。
但胡宗宪毕竟是浪大水深，几番动作下来平安过了关，事情经过大致如此。
但这个故事和俞大猷似乎毫无关系，麻烦又从何而起呢？
如果有关系，那这事就不奇怪了，俞大猷这一辈子，奇就奇在莫名其妙上。
事情了结后，胡宗宪开始回过味来，福建方面一口咬定是自己放任不管，莫不是自己这里有人透露了消息，当了内奸吧？
于是他开始查找蛛丝马迹，先查李瑚，福建人，再查自己，福建的，层次高的，能接触机密的，于是答案终于出现了：俞大猷，浙江总兵，福建晋江人。
这真叫命苦不能怨政府，俞大猷同志老老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做事，就因为是福建人，结果竟然成了奸细。胡总督雷厉风行，他随即上书，把责任推到了俞大猷的身上。
皇帝又一次生气了，他当即下令，削去俞大猷的官职，把他抓进诏狱。
戚继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清楚地记得，当初胡宗宪是多么器重俞大猷，对他言听计从，而转瞬之间，他就把这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亲手送进了监狱，从浙江军区司令员，到锦衣卫监狱的囚犯，只要短短的几天。
所以他终于意识到，把自己的命运和信念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是极其不靠谱的，亲密战友胡宗宪也不例外。
然而就在他为俞大猷痛惜不已之时，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俞大猷竟然出狱了，并调往北方边界戴罪立功。而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能得到如此宽大处理，是严嵩收了钱，在皇帝大人面前说了话。
戚继光百思不得其解，官场之中，俞大猷的收入也就是个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家里有几文钱他很清楚，能养活老婆孩子就不错了，哪里有钱去行贿？但如果没有钱，严老贪怎么会帮他说话呢？
于是他开始怀疑，俞大猷和严嵩之间有着某种秘密的关系。
不久之后，他终于从朝廷内线那里得到了消息，俞大猷确实没有送钱给严嵩，也绝非严嵩的亲信，他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是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陆炳。
俞大猷是如何搭上陆炳这条线的，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陆炳不但出面为他说情，还自己拿钱送给严嵩，当作是办事的费用。陆大人的面子严嵩自然要给，于是俞大猷就此光荣出狱。
这个答案震惊了戚继光，他没有想到，平日沉默寡言、老实巴交的俞大猷，竟然有这么硬的后台，而自己与他交往多年，关系非常好，竟然从未听他透露过一语。
戚继光感到毛骨悚然，他终于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他明白，自己固然有着舍身保国的伟大理想，但如果没有靠山，没有关系，俞大猷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即使是平日关系极好的胡总督，也可能随时翻脸，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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