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四月召许岸进京面圣，许岸本想按过去的默契，以边境军务繁忙为由婉拒，可郑清之随后写来私信但又语焉不详，许岸便改变主意。
五月，许岸筹备停当之后，仅仅带着崔棱等亲卫南下，先过楚州见淮东制置使赵葵，两人上次相见还是在四年前的大名府。再次相见都恍如隔世，盱眙军知军余玠从也盱眙赶来楚州，三人便在楚州相聚商议许岸所提议的北伐谋划。
许岸要继承彭义斌的遗志北伐中原，那就需要得到朝廷的支持。此次进京，他也想见一见朝堂的那些重臣，想着能否说服这些文官能支持自己的北伐计划。朝堂若能支持，他打算明年就出兵大名府。若是不能说动朝廷，那就得再等等，等自己训练的新军再扩大至少一倍的规模再出兵。
他需要了解如何能与朝堂高官保持默契，使得之后北伐能有朝堂的支持，或至少不受掣肘。这个方面，许岸最感兴趣的不是赵葵本人，而是赵葵之父，已故的端明殿学士赵方。
赵方少年时曾师从于理学大师张栻、刘光祖，淳熙八年进士及第。按师承来说他与朝堂那些反对史弥远的清议臣子可以算同门。
当年史弥远主导宋金议和，诸郡武备废弛，唯独赵方敢招兵择将备战，力主抗金。赵方帅边十年，以战为守，使京西一境免遭金人蹂躏。金人不敢犯边，呼其为“赵爷爷”，名士陈赅、游九功及名将扈再兴、孟宗政都是赵方提拔，两个儿子赵范、赵葵也都有勇有谋。所以在“和战”这个国是上明显是与史弥远主和政见向左。
故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赵方与史弥远都不是一路。可赵方能明目张胆主战却不受朝堂掣肘，反而是得到了史弥远各种支持。一个文人带兵既能打大战、胜仗，又不受朝堂的猜忌，还能与主和的宰相相得益彰，许岸迫切想知道当年赵方是如何做到的。
赵葵闻言，思索片刻说道：“并非先父如何，而是史相并非一味求和，韩相当年一味求战，史相是韩相的政敌，政见上自然是求和。可史相上位之后，并不愿处处求和，于是便将主战的事情交于边帅，如先父、如贾制使。先父也并非主动求战，而是以攻代守而已。”
许岸蹙眉沉思，这可不是他想要的，北伐的目的不是以攻代守，而是要恢复中原。北伐需要朝堂坚定支持，而不是左右摇摆。朝堂若没有灭亡蒙鞑、金虏的雄心只想着维持现状，那北伐不会成功。
赵葵见他沉默，又道：“史相是以战求和，当年彭副总管要北伐，我与兄长屡次上书朝堂，请求支持忠义军北伐，可史相更关心的是朝堂的稳定，掌控朝堂权柄，而非和战之争。也可以说只要能掌控朝堂，史相随时可以把国策从‘和’改为‘战’。”
余玠道:“当年彭副总管北伐若有朝廷相助，断不会落得如此境地，横舟想要北伐，只能步步为营，除非……除非陛下亲政。”
“陛下亲政？”赵葵此刻也有些不解：“听说陛下唯史相之命是从，平日里也不显山露水，义夫如何能判断陛下主战？”
余玠道：“我福薄还未面圣，自然不知道陛下是主战还是主和，可南渡之后每一位官家登基后都会北伐，我想今上也不会例外吧。”
正如余玠所说，南渡之后从宋高宗开始几乎每一位帝王都想北伐恢复中原，几乎每一位帝王也都付诸于行动，没有成功也都有各自的原因。三人一生抱负都是北伐中原，需要分析当下局势，也得回顾历史成败。
南宋的首位皇帝宋高宗，就从绍兴四年至十年的七年中进行了四次北伐。
宋高宗绍兴北伐的背景是：北方流民、逃亡人士家破人亡自然想要恢复中原。而南方那些世家大豪因刚刚被金兵“搜山检海”洗劫了几轮，深知倘若任由金国铁骑饮马长江，自己迟早成为阶下囚，如北方一般沦陷。故此，朝野君臣民众北伐意志较统一，对北伐阻力很小。更重要的是皇帝宋高宗本人一度有较强北伐意愿。
高宗一开始便是强烈的主战派，热衷北伐，但其北伐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希望解除金国的直接威胁，以免再被赶到海船上吃苦；二是他不能容忍叛逃金国的昔日的家臣刘豫，在中原被金国扶持为伪齐政权，称孤道寡，三是从小与高宗相依为命的生母韦氏还在北方吃苦，高宗要将她接回。
故此，北伐前期和中期他对北伐的诸将十分宽容，西路吴玠、东路韩世忠一直未按“祖宗家法”设置文官帅臣节制，中路的岳飞宋高宗也百般呵护，重点提拔。张浚和岳飞不合，他调走张浚，岳飞母亲去世后要守孝三年，他想方设法逼岳飞提前回任，且战时岳飞所在的中路军，张俊、杨沂中都在事实上给岳飞当配角、打下手，若非高宗出面支持，岳飞可节制不了这么多之前的老上司。
可问题在于高宗北伐的目的是明确的，有限的：消灭伪齐，恢复江淮一线的安全纵深；以战迫和；迎回太后，这三条未达成前他比岳飞都积极，一旦目标达成就不想再打下去了。所以目标达成之后，他迅速从北伐的搭台者变成拆台者，纵然其它因素仍然继续支持北伐，高宗不同意，北伐最终走向也就只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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